1945年4月22日，美国旧金山。国共两党代表都在为战后中国的走向奔走，曾与正在美国的胡适接触，试图了解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。两人的分歧，不在于是否希望中国走向富强，而在于“由谁来推动、采取什么道路”。
这次谈话后来被许多回忆文章反复提及，但具体细节并非全部能够由公开档案逐一印证。可以确定的是，胡适当时并不赞成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革命道路，也没有接受任何政治上的劝说。
胡适相信，战后的中国应当以国民党政府为中心，通过改良政治、扩大议会权力和实行多党合作来解决问题。在他看来，军队应当逐步统一，地方武装需要接受中央改编，共产党则应当放弃以革命方式争取政权。
董必武的看法完全不同。他认为，中国过去照搬西方制度并没有真正解决国家危机，清末改革、辛亥革命之后的政治实践，都受到军阀割据、列强干涉和社会结构的限制。中国革命不是简单模仿外国，而是由本国的阶级关系、农村状况和民族危机共同推动。
一句话说，胡适更相信制度移植和社会渐进，董必武则强调革命力量与现实条件。
“道路不能只看书本，还要看中国的实际。”
这类分歧，并不是几次谈话就能消除的。胡适受过西方教育，长期倡导科学、民主与个人自由，对武装斗争和阶级革命始终抱有深刻疑虑。他并不认为共产党能够按照自己的设想建立一个稳定国家，更担心革命会带来长期动荡。
有意思的是，胡适并非一开始就与共产党完全没有往来。他早年参与新文化运动，推动白话文和国语教育，也同不少共产党人及进步知识分子有过学术交往。毛泽东对他的学术贡献并非一概否定，真正让双方逐渐走向决裂的，是政治立场越来越明显的分开。
第一件事，是胡适在海外写给毛泽东及中共方面的长信。信中的核心态度很清楚：学术讨论可以进行，政治合作却不能接受。他主张共产党放弃武装力量，将军队交由中央统一处理，并按照国民政府所设定的政治框架参加议政。
从胡适的立场看，这是一份避免内战、维护法统的方案；从共产党人的角度看，这等于要求共产党交出经过多年斗争建立起来的力量，再接受国民党主导的政治安排。两套逻辑之间，几乎没有妥协空间。
毛泽东读到这类意见后，并没有把胡适简单看成一个没有见识的读书人。相反，毛泽东清楚，胡适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，尤其在知识界和海外舆论中具有号召力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争取胡适并不是出于私人感情，而是希望减少政治对立，扩大统一战线。
但胡适的选择，使这种努力逐渐失去可能。
第二件事，发生在国民党后期召开的“国民大会”前后。1946年，国民党推动召开制宪国民大会，许多民主人士认为会议代表产生方式不具备广泛基础，无法真正体现各方政治力量。1948年，胡适仍接受安排，出任国民政府总统候选人，后来又参与相关政治活动。
这一举动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议。胡适一生提倡民主与自由，却进入国民党主导的政治框架，这在共产党及不少民主人士看来，已经不是单纯的学者选择，而是明确的政治站队。
必须说明的是，胡适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替个人独裁服务。他更愿意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维护宪政、避免国家彻底失序。然而，政治人物的实际作用，往往不只取决于个人初衷，还取决于其所参与的制度和力量最终服务于谁。
1949年局势急转直下，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、南京、上海等地，国民党政权迅速失去大陆主要地区。胡适离开大陆后前往美国，后来又到台湾。此后，他与新政权之间再没有形成政治上的合作关系。
关于毛泽东后来如何评价胡适，流传最广的是“胡适这个人真固执”一类说法。相关话语主要见于回忆材料，具体时间和场合存在不同记载，不能把所有转述都当作完整原话。不过，毛泽东对胡适的基本判断大致清楚：这是一个有学问、有影响力，却在政治方向上坚定站在另一边的人。
毛泽东并非因为胡适“不聪明”而失望，恰恰是因为胡适看得明白，却仍然坚持自己的选择。那封信，说明他不愿接受共产主义道路；参加国民党主导的制宪活动，则使这种态度从思想层面落到了实际行动上。
1949年以后，胡适继续从事学术和教育工作。1958年，他出任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院长，1962年在台北病逝。两位思想立场不同的知识分子与革命家，最终没有在政治道路上相逢，这并非一句“固执”能够解释，而是时代选择、阶级立场与国家道路之争共同造成的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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